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可以持续，因为中国仍有近30%的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而高收入国家的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平均仅在3.2%左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潜力仍然巨大，可达2亿人以上。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有利于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
人口流动已不仅是一个人口问题，更是一个系统的经济问题。人口流动对城市劳动市场、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外来劳动者与城镇人口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存在“互惠互利”关系。稳定城市现有的流动人口，使其能够长期在城市工作、居住并实现举家迁移，保持、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将有利于我国人口红利的释放。
不过，未来2亿人的结构性人口红利想拿到手，困难重重。以北京为首的大城市，控制人口流动在加码。2014年，北京市中考报名确认考生为8.9万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万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离开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当留守儿童。2015年0~17岁的流动儿童有3426万人，其中相当大比例的儿童没有医保和不能参加所在地的高考，要么选择留守儿童返乡，要么父母一同返乡，更或者选择职业高中。
而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我国异地高考流动儿童的规模达18.7万人。流动儿童群体将会扎根城市，据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工业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而相关的工业政策依然迟迟没有松动。
就城市而言，只要失业率低、没有贫民窟，就说明不存在承载力问题。国内大城市分散流动人口，是对市场经济或力量认识不足。世界上其他大城市，如纽约、巴黎，其核心区人口仍保持了上升趋势，但运转良好、人口结构基本合理。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这些城市走的是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产业结构的市场调整，来拉动相关人口在城市周边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区划，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谋取发展。
而在中国超大城市中，限制流动人口稳定的政策在不断出台，但似乎还没有进一步挖掘流动人口结构红利的动向。而这些收紧的政策，不仅影响了45岁以上人口，影响了流动的儿童，更是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