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推高了企业的债务水平,导致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非常严重。由于广泛存在的产能过剩和沉重的企业债务问题,经济学中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开始下降。
可以通过公式把增长率分解:增长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投资率。在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或下降的情况下,想要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必然是加大投资率。而高投资率必然进一步导致企业杠杆的高企和大面积的产能过剩。要化解这一悖论,亟需在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建立新的平衡。根据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不同的高低组合,我们模拟了未来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四种场景。
据千讯咨询发布的的《中国金融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第一是金融高质高速的增长,速度8%以上,效率很高;第二个,很高的投资率但是投资收益率低;第三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两个指标都很低,实体经济年增长速度假设为1%、2%,这样人均GDP收入很难达到12000美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四个,假如说我们通过微观基础的改善,涌现出一大批好企业,提高中国经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指标,这样不需要太高的投资率就能获得相对比较合理的增长。
第四种状况是最理想的状况,这种组合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未来。通过研究对比不难发现,能够将中国经济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变量是投资资本收益率。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投资资本收益率很高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
目前由于路径依赖,大多数企业仍然不愿意放弃对高速增长的依恋,寄希望于决策者的神来之笔解决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速确实在放缓,为了维持相对稳定的就业水平,保证人均收入的稳定提高,同时给政府足够多的资源去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经济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未来增长应该更多来自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提高而非投资率提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