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
供给侧改革就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及消费能力优化供给结构，并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而优化供给结构分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主导的供给，二是政府主导的供给。市场主导的供给是基于市场规律的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而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资源配置，到底如何做到按照消费者真实的需求而不是长官的个人意愿改善供给结构呢?这方面的“弹性”的确太大，不好拿捏。
钮文新：
如何看待美元加息之后对中国的影响?从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我还是那句话：加强资本流动管理，加大居民个人换汇管理力度，警惕恶意攻击。这是人民币国际地位决定的，也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金融和经济安全决定的，更是保住中国金融和经济实力的核心要素。因为，人民币还需要好好修炼，涅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不是一夜之间的成果。
王红英：
互联网（互联网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本质上改变了贸易的运作模式，提高了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效率，本质上是不错的。但由于发展过快及相关立法不健全，导致了互联网经济不断冲击合法的实体经济、引发大量的社会问题如实体店面倒闭及类似出租车全体性事件爆发。另外，由于互联网企业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盈利模式。在资本市场上，互联网企业的估值与定价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财务定价模式，甚至于内幕交易频繁发生。
冉学东：
保险资金今年的增长迅猛，万科与宝能系之争让险资更加凸显。但这些资金成本很高、期限短，而其投资的又是二级市场风险较大的股权，股价如果有波动就有可能出现较大的风险。而险资最大的风险来自央行的货币政策，一旦遇到央行加息，收紧货币政策，风险就会来临。虽然目前市场上一片乐观，预期明年央行还将降息降准，宽松货币政策必然还会推进。但这个风险不是没有，从国际金融核心的趋势来看收紧已经开始，如美联储如期加息等，未来必然会对中国央行的宽松形成压力。而如果央行货币收紧，这些激进的险资们就进入了艰难时世。
王小鲁：
“十三五”将是一个关键的发展转型、动力转换时期。这个时期，需要政府从强力干预资源配置的政府转向服务型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从过度使用扩张性刺激性手段的宏观政策转向维护结构平衡、保障经济长期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从限制性和特惠性政策转向普惠性、维护公平竞争和效率优先的政策;从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和保障不足的社会转向收入分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健全、社会关系和谐的社会;从不适应市场公平竞争、不适应公平协调发展、不适应科技创新的体制，转向与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协调，同时保证社会公平、科技进步、创新发展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