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首届思想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内外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围绕“当代经济学在中国”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就当代经济学的困境、挑战和基于发表演讲，并表示，很可能到2020年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2030、2040年中国肯定是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
谈到当代经济学的困境、挑战和机遇时，林毅夫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国家或者半殖民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看到发达国家跟兴起的政治独立追求现代化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也就是它有一套理论在那个地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就是到发达国家去学这些理论，“西天取经”，并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应用，那就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石油行业发展研究报告）生产国，去除这8个，只有5个经济体，日本跟亚洲四小龙。从这种成果来看，也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200多个经济体当中至少有180个经济体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发达国家每年人均GDP的增长平均是2%，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不超过2%就没有办法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林毅夫表示，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是因为劳动力生产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和资源产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发展中国家的先进产业发展不起来在结构主义看来是市场失灵，但很多国家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去发展现金产业并没有成功。亚洲很多新兴的经济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没有去发展结构主义推行的效仿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的技术先进产业，他们都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而且是很小型的产业开始，然后他们不是进口替代，他们是出口导向，他们发挥市场政府的作用，但是基本按照市场的原则。
“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绩效那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看法是政府对市场有太多扭曲干预，那这些干预扭曲造成资源变少，任何的干预都会创造租金，就有很多寻租腐败，所以经济发展绩效当然不好，这个理论好像也很清楚。”林毅夫并不认同新自由主义，“但是我们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现按照新自由主义，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国家怎么样呢?普遍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他们平均经济增长率比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的时候还低，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比60年代、70年代还高。”
林毅夫认为，发达国家的理论是在不断变的，这种状况下，我们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应用发达国家理论到底拿哪个理论应用，更何况拿哪个理论应用都会碰到限制条件，条件不一样理论也不一样。他强调，我们应该回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的方法。亚当斯密的结论是研究亚当斯密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了解背后国家财富创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逻辑解释，但是任何理论实际上刻舟求剑，他看到那个现象刻一个舟，如果条件一样的时候真的能求到剑，但是条件是在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