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三周时间，中国的股市来了一个大变脸，沪指已经跌去30%，两市三分之一的股票为了躲避连连暴跌，已经停牌，这一切让所有人错愕和茫然。然而，危机归危机，如何处理应对危机才是目前真正紧急而且重要的事，各方力量需要群策群力、共同救市。经济学家金岩石也呼吁需要政府救市，他认为“救灾如救火，救市即救国”。
中国股市（A股市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如“疯牛”陷入泥沼，几乎天天上演集体跌停。政府的一系列救市举措相继出台，而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却日渐升级。在经济学界，“救市派”以刘纪鹏教授为代表，提出救市八条建议;反对派则又一次集结在吴敬琏教授的旗下，对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政策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还有一些极端派的评论，说牛市不如“牛屎”，对股市全盘否定，主张推倒重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当然不应干预股票市场的正常波动，但股灾一旦发生，政府责无旁贷。若听任股灾泛滥，后果不堪设想。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股市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及时干预而暴跌近90%，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酿成经济大萧条。痛定思痛，人们一致认为股市不得不管，否则遗患无穷。所以，美国政府1933年一反此前的不干预主义，正式启动立法程序催生了《证券法》的证监会，并将稳定股市的责任授权于总统。法律规定，股票交易所停止交易48小时以上须经总统下令。而在当时，须经总统下令的只有对外宣战或紧急备战。由此可见，政府应对股灾的政策体系并非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中就没有股票市场!)，而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一日暴跌508点，后来证明主要是电脑驱动的程序化交易惹的祸。次日8:30分，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出现在纽交所，代表政府承诺“向金融体系注入充足的流动性”。2000年初，纳斯达克市场晴空霹雳，半年之间股指一泻数千点，令政府干预措手不及，美国证监会当即决定取消新股发行并暂停程序化退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外汇炒家从泰国开始一路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直到兵临香港，黑云压城。是香港政府的积极干预才化险为夷，催生了香港的盈富基金，开启了股权类主权基金的时代。上述三个案例足以证明：政府不该救市论可休矣!
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抱残守缺，缺乏金融常识，蔑视虚拟经济，完全不理解金融市场事关国家安危。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工业，可以没有农业，却不能没有金融;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可以没有银行，可以没有保险，却不能没有股票市场。现代金融业以股票市场为基础升级为证券金融阶段，股票市场已成为产业创新的温床，并因此成为实体经济的主宰。在这个阶段，国家无金融不富，企业不创新必死，而驱动企业不断创新的力量正是股票市场背后的投资人群体。由于股票市场，企业才有了市值，市值并非利润的倍数，而是商品化企业由投资人决定的价值。企业商品化颠覆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关系，实体经济从此被一分为三：实体经济，尸体经济，创新经济。投资人群体的选择就是股票市场的“无形之手”，把“僵尸”逐出市场，让创新脱颖而出。因为投资人偏爱风险，渴望创新，他们可以接受没有利润的创新成长，却不能容忍没有创新成长的利润。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代结束了，追求市值最大化的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站在股市之外嘲笑“救市如救国”的人们似乎并没有发现自己的无知，比如吴敬琏先生，他的理论经常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否定市场，否定市场经济中必要的国家干预。业内盛传的“吴市场”其实是“无市场”，因为在吴敬琏先生的理论中，不仅没有虚拟经济，更没有股票市场。他的“股市赌场论”根深蒂固，不仅忽略了股票市场驱动产业创新的机制，而且没有看到：中国股票市场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驱动经济政治的制度性变革!就是在其“股市赌场论”的基础上，吴敬琏先生在股灾爆发的关键时刻反对政府救市，主张听任股灾泛滥，追求所谓“水落石出”。殊不知，这正是当年南美和亚洲危机时期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结果是让国际资本乘虚而入，国际炒家趁火打劫，从而使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名存实亡，国民经济一蹶不振。远看南美的阿根廷，近看亚洲的泰国，原因皆出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