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四季度以来，货币宽松措施频出，但是，流动性对接实体经济的通道似乎并不顺畅，不仅超低的短期利率与居高不下的长期利率背离，而且M2(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增速在3~4月份连续回落，一直无法探至12%的年度目标。
5月，M2增速达到10.8%，但这或许并非是实体贷款加速，也可能是银行参与股市配资，使得信贷收支表中股权和其他投资快速扩张，推动了M2的上升。
与此同时，企业发债门槛降低，地方债券置换发行出现“井喷”现象，直接融资体系趋于完善，股市肩上的重任被释放，央行公开操作的效力提高，消除了货币（货币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宽松“由短及长”的中梗阻。资产证券化注册制已启航，若存贷比限制取消，在盘活存量低效贷款的同时，可释放商业银行放贷能力。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渠道，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望全面疏通。
因此，国务院通过《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存贷比限制，首先应该站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角度来看待。
在外汇占款趋势性下滑、直接融资兴起、居民理财多元化的背景下，银行存款流失越来越严重。尤其是2014年以来“股债双牛”局面的出现，加上各类高收益理财产品对居民存款、企业存款的分流，以前商业银行存款动辄20%的增速一去不复返。
存贷比75%的限制下，银行不得不高成本吸收存款，“花钱买存款”、“揽储大战”硝烟贯穿全年。在实体经济贷款需求走弱，银行放贷意愿下降的背景下，出现货币宽松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的“背离”不足为奇。由于网点少，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受制于75%的限制更明显，活期存款比国有银行低10%以上，中小企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更加突出。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快速扩张，由于国家隐性担保、刚性兑付不破、国企及政府融资“饥渴”，而资本充足率监管虚设，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简单等原因，作为抑制商业银行放贷冲动、控制通胀和不良贷款的存贷比限制，长期实施具有其必然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新常态”，三位一体的风险管理体系已经建立。而银行危机的发生，更多的是流动性风险所致，并不是贷款发放太多。因此，我国银行开始向流动性风险管理靠拢，取消存贷比乃大势所趋。
此外，存贷比监管的效率也越来越低。首先表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越来越多元化，特别是存款短期化、同业化，贷款表外化、影子化，单一的存贷款总量比对难以反映复杂的结构，还造成了监管的不公平;其次，存贷比刚性限制忽略了存款和贷款的性质、期限、质量等结构因素，加上存款流失和短期化，还掩盖了流动性风险;第三，在金融创新的掩盖下，逃避存贷比限制很普遍，“存款充时点”、“贷款绕规模”等现象频现，金融风险反而扩大了。
随着大额存单的发行，利率市场化即将完成最后一棒，天然利差保护伞将不复存在，加上风险管理体系完善，国企及融资平台刚兑逐渐打破，银行要走上真正的市场化自主经营道路，这就需要解除身上的枷锁。
在存贷比刚性限制下，“存款立行”的经营理念强化，拉存款成为重点，这不利于银行自主经营、产品和风险管理创新以及国际竞争。因此，从金融体系改革角度看，也需要取消存贷比刚性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存贷比为65.67%，并未触及75%的红线。因此，并不完全是存贷比限制了银行放贷空间，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也很明显。
不能因为取消存贷款比例限制，就鼓励银行多放贷，重回“货币高发促增长”的老路，我们还是要执行好既有的金融改革措施，倒逼银行找到在实体经济中的业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