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杜大伟日前表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可为中国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提供有益借鉴。
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的杜大伟说，美国联邦政府一般只管理州际间的商业活动，其他商业活动基本都交给州政府来管理。由于各州之间存在广泛竞争，美国州政府的整体监管环境对商业活动较为友好。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美国在全球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位列第七。“如果某些州有太多的政府管制和腐败行为，那么投资就不会流向那些州，同时美国的人口流动性很高，那些州的民众也可以选择迁徙到其他州，”他说。
杜大伟表示，美国推崇市场自由竞争，主张将大部分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自行调节，政府则集中提供具有重要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为整个社会共同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开支主要集中于国防、外交、医疗保健（医疗保健行业发展研究报告）、社会保障等领域，地方政府开支主要集中于教育、治安、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有一些产品和服务具有重要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也需要政府干预。所谓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所产生的有害或有益的影响。例如，工厂在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如果政府不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管，提高企业违规排污的成本，企业自身很难主动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将导致环境污染增多并损害公众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向来注重加强环保执法，并细化到可操作层面严格落实。
美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只有一些电力、供水等公共事业企业由地方政府所有。但在金融服务行业，美国拥有一种称之为政府资助性企业的特殊模式，它们按照私有企业的形式运作，拥有联邦政府的隐性担保，比如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两房”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得到联邦政府巨额救助才避免破产。目前美国各界已普遍认识到以“两房”为核心的住房融资体系不可持续，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政府究竟该在住房市场介入多深仍存分歧，使得“两房”改革迟迟难以启动，成为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的最大遗留难题。
尽管美国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但非常时期也会出台政府强力干预的政策，之后很快又会再次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非常务实。例如，本轮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财政部共向陷入困境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近500亿美元，将其暂时“国有”。待美国汽车业复苏之后，美国财政部分批出售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从中全身而退。
杜大伟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很多进展，成效显著。特别是新设立企业数量出现大幅增长，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极大促进了创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