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长陈吉宁近日表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紧紧围绕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要平衡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握好环保（环保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工作的重点、方式和力度。这是陈吉宁上任后首次对经济新常态公开表态。“经济平稳”“平衡”“力度”等词，耐人寻味。
陈吉宁上任伊始，不少观察人士认为，“空降”环保部的学者型部长会烧起“三把火”，重现十年前那场“环保风暴”。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一口气查处和曝光了30个大型项目，总投资达到1179.4亿元。不过，彼一时，此一时，随着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陈吉宁也许十分为难。正如他讲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给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保增长”刺激计划正式实施，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大气污染物氮氧化物排放量不降反升，随后两年，雾霾成为热词——当时的环保工作，倒是没有用力过猛，只是把关不严罢了。
每一次经济下行期，都是一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艰难抉择期。地方官员们会抱怨，“环保风暴”固然是一剂休养生息的猛药，但对于高度依赖于单一要素禀赋(如煤炭、钢铁等)的地方，“一关了事”“一抓了事”会造成当地经济断崖式下滑，失业人口威胁社会稳定，财政收入也不足以覆盖环境治理成本。
在中国，地方官员倾向于将环境视为“要素禀赋”。如果自然环境和土地资源、政策资源一样，被视为地方招商引资的“可用之材”，那么，自然环境越好的地方可“花”出去的环境容量越大。“环保风暴”似乎夺走了地方政府对环境容量的支配权，动了地方政府的“奶酪”。
趁着陈部长发话前，各地已经在抢占环保支配权。二季度起，西部某省会城市环保局宣布：“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开辟环评‘绿色通道’”。西部某省环保厅更是提出，对“现代煤化工、煤矿开发等重点建设项目”“及时与环境保护部相关司、处沟通，直到审批结束”。一些地方环保部门似乎已在给“稳增长”让路。
然而，在经济下行期，比“环保风暴”更伤害地方经济的，是“环保缄默期”。一旦环保部门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对公众环境诉求充耳不闻，只会助长地方官员对环境容量的挥霍。地方官员透支环境容量的后果，就是当地投资环境的商业吸引力下降，居住环境的群众满意度下降，不利于当地的长远发展。正如广东某县曾因陶瓷工业导致空气污染，投资数亿建度假村的港商不得不撤资。
反过来讲，如果地方官员把环境视为一种“基础设施”，环保就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敌人”。“绿水青山”重于“金山银山”。陈吉宁在世界环境日前夕撰文坦陈：“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正因为环保部门是地方核心资产的守护者而非搅局者，该刮的环保风暴还是应该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