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些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中国现在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国家要两手并举。
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东西，很有感染性。我们每天都要忙于习惯了的事情，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是在忙想象出来的问题。
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的东西，比如用戴眼镜来解决近视的问题，刚开始想出来的时候有人同意吗?
中间经过怎样的改变，最后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这些都是样板，是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工作。
如果要延长这种感受，可以拿投资打个比方,我知道有人有能力有预算，却找不到地方投资。
投资要做投还是不投的决定时，要考虑什么?考虑这种技术、这种产品有多少人会买。想买的话，多少钱?如果很多人想买的话，市场和社会将有怎样的反应?
比如眼下的打车软件（软件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有多少出租车汽车公司抗议。好多新技术不单是科学上行不行、技术上行不行、产品上行不行、市场上行不行，还要看社会行不行。这些全包含在投资里，是决定把资源放进去时要考虑的东西。
汽车发明的时候，可以上街，但是前面得有人引导，速度不能比马车快，否则就是不正当竞争，这是在产业史上发生过的事。所以一个新的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变成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组成部分，真是过五关，斩六将。
很多问题事后看都很轻松，比如刚才提到的近视眼镜，仿佛天生就应该这样。但还原到当时，还原到任何一个给我们带来巨大福利的产品刚开始的时候去，都有刚才说到的困境。
怎么知道很多人买了以后社会能接受呢?会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不管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它在经济特性、社会特性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完全知道答案。不知道或者不完全知道未来前景的时候，也要做出决定是否开发应用这项技术。
这也是中国经济要面临的东西。常说中国经济是追赶经济，发达国家有的东西，无论是国防还是民用，如果自己没有，我们就上马什么样的项目。
追赶经济追的都是已经可以看到的发达国家的东西。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些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当然，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还有一段距离，追赶的决策还要做，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可能要准备应对不完全知道的问题，锻炼有没有做决策的能力，有没有行为的能力。
最近这些年有很多事情都是事先想不到的。举个例子，十二五规划的时候谁想到网上买东西会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
当时有好多专家的意见，看了好多的经验，但就是没想到现在网上有这么大的零售额，一个没想到带来很多的没想到。
网上销售猛增，零售商店空下来了，中关村的电子楼空空如也。没想到的事来了。那现在准备十三五规划，对不知道的事情有空间吗?还是看见了以后再说?
我们习惯于指哪儿打哪儿，是追赶经济的方法。现在可能要把一个问题提上日程，对不太知道的事情怎么看?我认为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向美国这些项目学习的。这些项目将来能不能成?
每个人很有信心，最后到底能不能成并不完全知道。所有车都飞起来了，空中就会拥堵。一定都会飞起来吗?不一定。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源支持他们做到这个程度呢?一个原因就是有清楚的所有权。保护所有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错都有人负责。
合约也重要，很小的公司可以造上天的飞行器，就是跟很多公司连接起来，靠的就是合约技术、合约意识。这样就可以花很少的生产力，而且在我看来可以减少风险。一旦哪块出现失误，损失也是有限的。风险投资非常重要。
为什么那么多PE、天使投资、种子投资，就是分散去尝试。你也不完全知道，我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有一条是清楚的，你看对或看错都要承担结果。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国家要两手并举，一方面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这个模式现在看也没有理由完全放弃，但是还要准备另外一只手，应对没有把握回答的问题。
日本曾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好的时候表现非常好，但后来所有的奇迹都消失了，它的教训需要吸取。准备第二手，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可以从美国开始，从观念开始，从一部分人开始，从一些组织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