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学界和业界对于我国经济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存在三大误区——有质量的增长意味着放慢经济增速、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以及认为既然政府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低，政府就不应该做投资。”5月14日，林毅夫在参加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论坛时说道。
林毅夫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误区一：有质量的增长=放慢经济增速
但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压力增大，雾霾问题突出。林毅夫指出，目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认识，大家认为雾霾这么严重，都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太快，因为过去增长不讲求质量，用高速度牺牲了增长的质量，所以现在要有质量的增长，把增长速度降下来。
对于这一说法，林毅夫认为，环境压力的增加跟经济的发展确实相关，但是跟增长速度本身可能并不直接相关。
举例而言，一个最好的对比是中国与印度。1979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计价为182美元，印度是227美元，比中国高出25%。而2014年时，根据IMF提供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DP是7572美元，印度是1628美元，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
“过去这36年，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速为9.7%，印度每年的增长是5.7%，明显比我们慢，但并没有看到他们经济发展的质量比我们好。从各种指标来看，印度的雾霾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说中国的雾霾与高经济增速并无必然联系。”林毅夫说道。
通常，一个国家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以及高收入阶段。林毅夫认为，正是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第二阶段，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致了环境压力的增加。
当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例如德国、英国、美国等都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制造业阶段生产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只有尽快进入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才能更好的改善环境。
“不可能说我只要每天都有APEC蓝，其他都不要。如果降低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只会使我们在制造业阶段停留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在可以发展的前提之下，尽量快速的发展。”林毅夫说道。
误区二：投资=产能过剩
“很多人把我国目前的产能过程归结为发展模式错误，指出我们过去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产能过剩，所以现在要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这个转变要适时而为。我并不反对消费的重要性，但是以消费拉动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林毅夫说道：“如果收入水平没有持续提高却一味鼓励消费，只会减少储蓄增加借贷，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消费过度造成的。“
因此，林毅夫认为，要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长，而只有通过投资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使劳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费。但他同时强调，只有有效的投资，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如果继续投资于过剩产业，毫无疑问会导致产能过剩。“如果是投资于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方面，这样的投资怎么会过剩呢?“
误区三：政府不应该做投资因为投资回报率低
目前部分学者提出一个观点，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不应该用积极的财政对策，应该让市场自己调节。并且指出，2008年以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一般都比产业投资回报率低，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政府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低，政府就不应该做投资。
对于这一观点，林毅夫认为存在明显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与一般的产业投资在投资回报周期、折旧率方面都不同;此外，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投资有很多是外部性、社会性的收益，这不是产业投资中可以直接得到的收益。“民营经济可能因为基础设施回报率低，不愿投资，如果这时候政府也不投资，只会让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瓶颈，影响经济发展。”
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其实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好时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10月份发布公告中表示，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可以用财政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可以启动需求，创造稳定就业;长期来看，可以给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环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发现国内学界还有不少人认为政府的投资回报低，所以不应该政府来做。我认为这是误区。我们仍然有很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投资的机会。”林毅夫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