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朗润园的观点”的讲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宋国青、黄益平以及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做了演讲。以下为林毅夫演讲部分内容。
林毅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0%左右，而且我认为应该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这个。也就是说6.6%加上0.5%就是7.1%，而且我认为这不仅是说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是这样，应该整个 “十三五”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0%左右，在工作当中应该力争超过7.0%。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么大，而且是不断的下滑，我们中国有一句话，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对症下药。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这个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下滑，然而对这个下滑我想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观念。一种观点更侧重于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造成的，那么这样的话，当然这个下滑是必然的，是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干预的话可能造成体制机制结构问题更严重，这是一种看法。
那么第二种看法，这个下滑，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的问题，这个不能否认，而且应该创造条件来改变体制机制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机制问题、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是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其实更多的是外部性。
我觉得我们从2010年以来的经济速度的下滑不能说没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但是我相信那是一部分，因为体制的问题、机制的问题、结构的问题在2010年以前都存在，其实是在改革开放这30年都存在，但是怎么会在这两年表现出来的?我想更多的还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
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刚才黄益平教授也同意了，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为主，那政府就应该有稳增长的责任。从这个责任上面来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都用了一个词，我非常赞同。就是说我们还是中等发达国家，接近危险的空间大，而且我们国家各种稳增长的措施多，但是我们要分析看看。
这些条件非常有利，问题是你能不能把那些有利的条件用起来?比如说一个千万富翁会不会饿死?也可能饿死，如果他不吃饭的话，既使是他有很多钱。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前段时间里面有很多讨论，是似是而非的讨论。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般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搞投资拉动了，应该改成消费拉动，因为他们简单的把投资拉动等同于产能过剩。那么投资拉动是不是一定就产能过剩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大家知道建材（建材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行业、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确实有产能过剩。那么这个产能过剩为什么产生呢?因为我们过去的增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是9.7%，1979年到2014年，现在变成了7%左右，那产能过剩就出来了。但是问题是说你是不是再去投资钢筋水泥了?当然不，我们可以投资产业升级，我们可以投资那些基础设施。所以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是不合理的。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你要投资一些产业升级，跟我们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行业反而会减少。可是我如果搞投资，那我搞建设，对钢筋、水泥、平板玻璃，这样就好多了。
第二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雾霾。说我们的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这是似是而非的观念。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30%，现在的人均GDP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它雾霾的程度一直比我们严重，所以并不是说你把经济增长速度放下来了，你的雾霾就会减少。但是并不能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跟环境没关系，但这不是根本问题。原因是这跟发展结构有关系。
我们是一个中等的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特性是产业以制造业为主，那么制造业是能源的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么相对于在农业耕种阶段的时候，跟在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环境压力就大。在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当他们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新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台湾，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很差，因为这是产业结构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不利，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力，这三个因素。但是我们能改善的是坚强监管。加强监管我想有帮助，能缓解，但不能根除。
其实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因为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实际上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制造业闻名，印度的经济发展是以服务业，那你知道印度的服务业，信息产业，做软件，服务的外包等等，根据研究，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有200万，间接的由消费多创造就业的机会是500万，所以印度的信息产业，这种服务业只创造了700万。我们的制造业创造了多少人?创造了1.5亿人。中国的人口跟印度的人口差不多。那你看哪一种发展方式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想说把我们的产业结构改为以服务业为主，除非是我们到了高等收入阶段，可能占GDP的70%到80%以上，不然的话想过早发展服务业，你会停留在低收入水平，而且产业结构改不过来。结果因为你的服务业水平低，制造业多，所以环境压力会更大。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该做的话，是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好，还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做?如果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政府不做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过热。这种情况下，应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来做基础投资是最好的，既使是回报率低。
其实我在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创造了这个观点。现在国际上有了这个共识，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专门有一章来讨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搞基础设施是最好的时候。其实这是中国的经验。国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按照经济回报率，说政府不应该做。我想这是妨碍我们，在利用有利的资源来做稳定增长反周期的一些观点。
那么在做反周期的时候政府可以做的是基础设施，我想政府在4月30号的，我很高兴4月30号证监局会议做出了对当前的经济情况的议题，基本上就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费等等，我想这些措施是很积极。我想如果把这些措施都用了，我相信把我们的发挥空间都用了，那维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