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宣布自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人民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还有针对性地向部分机构实施定向降准措施。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4月20日表示，“降准”的主要因素是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加大。
不过在于学军看来，后续的政策放松不需要太急，仍需要平稳并有“定力”。因为中国经济需要一个调整的时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调整了6年才开始复苏，欧洲尚处于恢复之中。“我们对经济增长的下滑要有更大的容忍度，只要就业和通胀在可控范围内。”他认为。
去年以来，我国已经进入了降息和降准的通道。于学军表示，“我认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要根本性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好比一个人发高烧了，可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如果只是进行降温，病灶不解决，毛病始终在那儿。”
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首先得找到造成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于学军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因素。
“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提了多年，尤其是去年至今年，包括财税部门、央行、银监会等采取过很多措施，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问题的根结，实质上，是一个宏观调控的问题，每当国家采取大规模刺激性政策、央行放松银根的时候，融资成本就会下降。每当银根收紧的时候，融资成本就会上升，中国经济始终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他说。
于学军认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而本轮融资成本的提高，主要是因为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从2008年末出台了“四万亿”的巨额刺激政策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规模过大。当时，在此之前每年的信贷投放量不超过5万亿，而2009年却达到10万亿元，有证券机构统计数据称，加上当年银行贷款之外的信托融资等，实际信贷量超过了13万亿。
货币信贷的持续膨胀，必然造成资产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泡沫化的背后就是负债率过高，实体经济就表现为产能过剩。由此后续政策必须采取一些紧缩性措施，即稳健型的货币政策由此而来。每一次货币政策紧缩的时候，融资成本必然上升。
其次他认为，融资难、融资贵还与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经济结构性问题有关。我国经济的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这造成了房地产业的暴利，并能够承受高额的资金成本;地方融资平台背靠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可不用自负盈亏，也能承受较高融资成本;另外是央企，因为他们具有垄断利润和较低的风险溢价，有政府背书，银行也热衷于把钱贷给央企和国企。
于学军表示，“资金都被出价高的(机构)拿走了，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央企、国企等领域集中，自然挤占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因此，他认为，在整个融资结构中，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最弱势的群体。
其三，我国融资结构以间接金融为主，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能够上市和发债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少数优秀的民营企业。民企中能够上市和发债的占比微乎其微，大部分企业既发不了股票，也发不了债券，成为一个死结。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多年来我国银行信贷大规模膨胀，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而和国际接轨的资本监管要求，银行需要不断地补充资本金，这就需要其大量融资，保持高额利润。如果银行内生性的资本金补充跟不上自身扩张的速度，还需要在资本市场再融资，这也挤占了企业的融资空间。
于学军还表示，另一个因素是银行贷款规模的管理，每家银行都有一个“笼子”，直至县域和每一家，使资金使用效率极为低下。加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银行的负债成本明显上升，银行的利润空间也受到挤压。
李克强总理上周五考察国开行和工行时提到：“企业融资成本下不来，金融企业最后也会受到冲击”。降准、降息等措施能否真正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是高层非常关心的话题。
于学军表示，造成融资难和融资贵的上述五个因素现均有所放松，一定程度上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所缓解，但要根本性解决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另外，也需要客观地看到部分企业过度融资和本身需求不大的问题。
降准、降息等宽松的措施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资金，可也有支行行长称，现在不是缺少放贷资金，而是缺乏优质的放贷项目，企业风险太高，银行不敢贷。
对此，于学军坦言，目前形势下，商业银行放贷确有难处。“我国经济增长原来主要是依靠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拉动。但是近两年，我国出口增势明显下滑，今年一季度甚至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而固定资产投资式微，今年一季度仅增长13.5%，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迷状态。这造成依附于这些领域的中小企业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中国很多民营企业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本身没有多少资本的积累，负债率普遍很高。这样，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瓶颈，企业的高负债率矛盾凸显，银行的信贷风险明显上升，这使银行在风险管理上更为审慎。”
在于学军看来，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需要多种措施配套实施。“现阶段第一要简政放权，释放改革红利。第二要进一步减税让利。从社会各个方面，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小微企业和“三农”等信贷投放薄弱的领域，监管部门也有差别化的准备金率、定向降准、专项金融债等鼓励措施，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这些领域，于学军认为：“我个人的意见是，宏观调控指标应该是一致的，追求一种总量调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