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蓬勃朝气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阮章竞、田间、郭小川与贺敬之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极致的彰显，彰显出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有着昂扬的青春气息，可以视为五四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延续，但在气质上迥异于《莎菲女士的日记》或《沉沦》等现代文学作品。知识分子的痛苦与犹疑在《青春之歌》中几乎消隐，取而代之的是对精神解放的认真追求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总是以一种“史诗性”的面目出现。千讯咨询发布的《中国小说市场前景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与梁斌的《红旗谱》概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史诗色彩浓郁的作品，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时代氛围的呼应，也是对家国前途充满坚定信念与热情憧憬的文学化宣示。换言之，这是一个自觉地把个人诉求委身于国家前途的文学时代，《祖国颂》《投入火热的斗争》与《青春之歌》所体现的宏大家国情怀，成了这个时期文学书写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也是当代文学七十年所呈现的第一个面向。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青春之歌》中的个体解放与人性觉醒具备了更多的现代性，它依稀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想象。新中国的成立，文学也必然要相应地从过度宏大的家国叙事，转向重视国家的每个个体的现代生命体验。唯有个体的现代性实现，才有现代中国的成型。